官方手工业，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差异，随着春秋时期手工业的蓬勃发展，各地开始涌现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手工艺品。地方手工业，作为各地的特产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某些手工艺品在特定地区大量生产，其产量之巨和从业者的众多，其他地区难以匹敌。

例如，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提到：粤地没有馎，燕地没有函，秦地没有庐，胡地没有弓车。粤地之所以没有馎，并非真的没有，而是人人都能制作馎。燕地之所以没有函，并非真的没有，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函。秦地之所以没有庐，并非真的没有，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庐。胡地之所以没有弓车，并非真的没有，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弓车。

另一类是某地手工业者掌握的特殊技术，这是形成地方分工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因此，《考工记》中提到：“郑地的刀，宋地的斧，鲁地的削，吴粤的剑，即便迁移到其他地方，也难以复制其精良品质。”众所周知，吴、楚特别是韩国各地出产的名剑之所以特别锋利，都与当地高超的铸剑技术密切相关。

但在通常情况下，地区产品独特风格和优点的形成，往往结合了上述两个条件：既需要特殊熟练的生产技术，又需要当地盛产而其他地方稀缺的材料。正如《庄子·刻意篇》中提到的“干(吴)越之剑”，在当时享誉全国，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

从现代出土的资料来看，例如“吴王夫差剑”发现于山西峙峪；“吴王光剑”出土于安徽寿县蔡侯墓；“攻吴太子姑发剑”出土于安徽淮南蔡家岗；“越王勾践剑”发现于湖北江陵望山，这些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。这些铜器的形制大致与中原地区的相似，但“吴王光剑”的火焰状花纹和“越王勾践剑”的菱形花纹，却展现了明显的地域特色。这两把铜剑铸造工艺精湛，剑锋锐利，银光闪烁，保存完好，至今仍能切割发丝，代表了吴越青铜工艺的巅峰水平。

此外，江苏武进淹城出土的一批铜器，造型奇特，质地轻盈，花纹与印纹硬陶相似。以兽首为流的《牺匝》和两猪并立的《三轮盘》，在中原地区极为罕见。七件一组的句罐，与过去在浙江武康县出土的《句罐》形制相同，也是吴越地区乐器的特色之一。

在春秋时期，除了官方的手工业生产外，民间手工业也十分活跃。《吕氏春秋·召类》记载了司城子罕的话：“南家的工匠，专做鞭子，我打算将他迁走。”工匠的父亲回应说：“我依靠制作鞭子养活了三代人。如果迁走，宋国寻找鞭子的顾客将找不到我们，我将无法生存。希望相国能体恤我不愿迁走的原因。因此，我不会搬迁。”这位南家工匠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手工业生产，并享有迁徙的自由。他们将制作好的产品，在家中或市场上出售。

古代的市场是在官方的直接监管下运作的，市场中陈列的货物和开设的作坊店铺，都不是随意摆放，而是有序地分布在市场内不同的区域，这些区域被称为“肆”。《周礼·天官·内宰》中提到：“在建立国家时，辅助君后设立市场，设置市场管理处所，安排市场秩序，规范货物陈列。”这里的“次”和“叙”指的是市场官员处理事务的地方，“肆”则是展示货物和设立作坊店铺的场所。

《墨子·尚贤上》中也提到：“古代圣王治理国家，推崇德行并重视贤才，即使是农民和工匠，只要有才能就会被提拔。”这些“工肆之人”就是在市场内开设作坊店铺，边生产边销售的工匠。手工业者通常都会选择在市场附近居住，因此有“百工居肆，以成其事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的说法。

《说苑·反质》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：鲁国有个人擅长编织草鞋，他的妻子擅长织白绢，他们迁移到了越国。有人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一定会陷入困境。”鲁国人问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回答道：“草鞋是用来穿的，白绢是用来做帽子的，而越国人习惯赤脚和剪短发，你们去一个不使用这些产品的国家，想要不穷困怎么可能呢？”

鲁国的夫妇原本都掌握着特定的手工技艺，然而他们并未选择在家中或店铺内经营，而是四处流动，甚至远迁至越国。这表明，当时已经存在四处漂泊、居无定所的流动手工业者。

春秋时期的家庭手工业，主要由妇女负责，尤其是纺织业。因此，《墨子·非命下》中提到：“现今妇女之所以早起晚睡，努力纺织，勤奋织布，大量制作麻布和葛布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原因何在？回答是：她们认为勤劳可以致富，懒惰则会导致贫穷；勤劳可以带来温暖，懒惰则会遭受寒冷，因此她们不敢懈怠。”这种家庭手工业不仅在民众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，而且也是当时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同时，它还是公社存在的物质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春秋时期，随着手工业的蓬勃发展，各地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手工艺品。这些手工艺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殊技术，还与家庭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活跃密切相关。官方对手工业的管理体现在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对工匠的重视上。此外，手工业者在市场附近居住和工作，形成了特定的生产与销售模式。家庭手工业，尤其是纺织业，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，也是公社存在的物质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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